许广平与董秋斯凌山夫妇的交往
发布时间：2016-12-28 来源：《鲁迅与我七十年》
董秋斯，原名绍明，文学翻译家。1926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哲学系。民进会员，历任民进第二届理事会候补理事、第三届中央理事会理事、第四届中央理事会中央委员、第五届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曾任《民主》周刊编委。建国后，历任上海翻译工作者协会主席、《翻译》月刊主编、中国作协编审、《世界文学》副主编。他的两任妻子蔡咏裳、凌山都是英语翻译家。
这个时期，母亲还常带我到董秋斯、凌山夫妇家里去玩。董秋斯先生当时已是翻译名家了，但他们夫妻二人住的地方却是白赛仲路上（现复兴西路）一幢5层公寓的顶层。这顶层原是给佣人住的，非常狭小，真是名副其实的“斗室”，仅能容纳一桌一床而已。顶层又没有厨房和水盆，用水是从悬挂式抽水马桶的水箱里用细橡胶管引下来的，一切生活用水全靠它。即使这样地蜗居隐蔽，在他们的女儿出生才两三个月之时，突然几个日本宪兵闯入房里搜查，董先生也受到宪兵司令部的审问。
他年轻求学时曾因肺病在北平协和医院切去一叶肺，呼吸能力减弱，面对这种审问，必定很受折磨。幸亏没有搜出片纸只字的把柄，也没有让他们抓到他是共产党员的证据，才未被投入牢狱。而别的文化界人士，如柯灵、杨霁云两位先生便没那么幸运了。他们饱受日寇刑审之苦，甚至被放出狼狗扑咬，其惨状是可以想见的。
在执笔撰写这部回忆录的时候，我想到一个问题：母亲何以与董秋斯夫妇关系如此深厚？1968年3月，当“鲁迅手稿”事件发生时，母亲急得连夜给周恩来总理写信，次日一早，她要找朋友商量，首先想到的就是董秋斯夫妇，这说明母亲与他们有着非同寻常的友谊。只可惜我一直未曾想到过要细问这些。现在我只得去打搅还健在的凌山先生了。老人今年已经84岁，对往事记忆仍十分清晰。她讲述了我父母跟董先生一家长久而密切的交往，同时也使我搞清了何以母亲会如此信赖蔡咏裳阿姨，当她病体不支时，竟欲将我托付于她。
我们的谈话先从董秋斯先生说起。原来他和蔡咏裳阿姨是燕京大学的同班同学。1926年毕业后，两人就结了婚。随后一道去武汉编刊物，接着又南下广州，在协和神学院教书。就在那里，董秋斯从公开的出版物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而这时，年轻的凌山也正就读于广州最大的中学真光中学（这是一所美国教会学校，良好英语的根底奠定了她一生从事译著的基础）。就在这个时期，她与董秋斯夫妇相识了。
可惜，董秋斯虽然长得身材高大魁梧，却不幸于1928年得了严重的肺病。先在上海求医，后来又因劳累过度致使大口吐血，病情加重。蔡咏裳阿姨遂于1934年把董先生送到北平的协和医院治疗，亏得一位德国名医以手术切掉左肺（去掉了7根肋骨，心脏也向右移位了），病后又转到北京郊外的香山去疗养。但董秋斯先生并没有让自己闲着，他开始为《战争与和平》这部煌煌巨著和别的外国名著的翻译做准备工作（他的早期译著《士敏土》是30年代经父亲帮助出版的）。由于董先生需在西山长期休养，蔡咏裳阿姨无法在旁照顾，便只身南下工作，夫妻由此而分开。到了上世纪40年代，蔡咏裳阿姨与另一位姓戚的同事又是同志结了婚。这样，凌山阿姨才与董秋斯先生结为夫妇。作者：周海婴 责任编辑：qichunlei
1930年1月出版
【生卒】：1901—1940
【介绍】：
女，广东南海人
翻译家。曾在广州发起组织革命文学团体倾盖社，出版《倾盖周刊》。后曾在澳门从事地下工作。译有《结婚的幸福》、《苏俄的妇女》、《黑暗与黎明》等。
字：步虚
别号：竹空
笔名：咏裳、竹空、蔡永言(合署)
别名：蔡咏霓
《梅斐爾德木刻士敏土之圖》序言
小說《士敏土》為革拉特珂夫所作的名篇〔２〕，也是新俄文學的永久的碑碣。關于那內容，戈庚教授在《偉大的十年的文學》里曾有簡要的說明。他以為在這書中，有兩种社會底要素在相克，就是建設的要素和退嬰，散漫，過去的頹唐的力。但戰斗卻并不在軍事的戰線上，而在經濟底戰線上。這時的大題目，已蛻化為人類的意識對于与經濟复興相沖突之力來斗爭的心理底的題目了。作者即在說出怎樣地用了巨靈的努力〔３〕，這才能使被破坏了的工厂動彈，沉默了的机械運轉的顛末來。然而和這歷史一同，還展開著別樣的歷史——人類心理的一切秩序的蛻變的歷史。机械出自幽暗和停頓中，用火焰輝煌了工厂的昏暗的窗玻璃。于是人類的智慧和感情，也和這一同輝煌起來了。
這十幅木刻，即表現著工業的從寂滅中而复興。由散漫而有組織，因組織而得恢复，自恢复而至盛大。也可以略見人類心理的順遂的變形，但作者似乎不很顧及兩种社會底要素之在相克的斗爭——意識的糾葛的形象。我想，這恐怕是因為寫實底地顯示心境，繪畫本難于文章，而刻者生長德國，所歷的環境也和作者不同的緣故罷。
關于梅斐爾德的事情，我知道得极少。僅听說他在德國是一個最革命底的畫家，今年才二十七歲，而消磨在牢獄里的光陰倒有八年。他最愛刻印含有革命底內容的版畫的連作，我所見過的有《漢堡》《撫育的門徒》和《你的姊妹》，但都還隱約可以看見悲憫的心情，惟這《士敏土》之圖，則因為背景不同，卻很示人以粗豪和組織的力量。
小說《士敏土》已有董紹明蔡詠裳〔４〕兩君合譯本，所用的是廣東的譯音；上海通稱水門汀，在先前，也曾謂之三合土。一九三○年九月二十七日。
〔１〕本篇最初印入一九三○年九月出版的《梅斐爾德木刻士敏土之圖》，后經作者修改，印入新生命書局再版的董紹明、蔡詠裳合譯的《士敏土》中，其中刪去最后一段和寫作年月，另外補寫了如下一段文字：“以上這一些，是去年九月三閒書屋影印這圖的時候，由我寫在前面作為小序的。現在要复制了插入本書去，最好是加上一點說明，但因為我別無新知，就只好將舊文照抄在這里。原圖題目，和本書頗有不同之處，因為這回是以小說為主，所以譯名就改從了本書，只將原題注在下面了。一九三一年十月二十日，魯迅記。”《梅斐爾德木刻士敏土之圖》，梅斐爾德為小說《士敏土》所作的插圖，共十幅，魯迅自費影印，用三閒書屋名義出版。梅斐爾德（Ｃ．Ｍｅｆｆｅ－ｒｔ），德國現代木刻家。
〔２〕《士敏土》現譯《水泥》，反映蘇聯國民經濟恢复時期斗爭生活的長篇小說。革拉特珂夫（W．G．[HeYTN，１８８３—１９５８），蘇聯作家。
〔３〕巨靈的努力一九三一年魯迅改為“非常的努力”。〔４〕董紹明（１８９９—１９６９）字秋士，一作秋斯，天津靜海人，翻譯家。蔡詠裳（１９０１—１９４０），廣東南海人。他們合譯的《士敏土》一九三○年由上海啟智書局初版。
董秋斯（1899年－1969年），原名紹明，筆名求思，天津靜海人，中國文學翻譯家。
生平[編輯]
1926年畢業於燕京大學哲學系。1926年底參加北伐戰爭，主編《血路》。
1930年參加左聯和社聯的發起工作，並主編《國際》月刊。
1945年參與組織中國民主促進會，並任《民主》周刊編委。
194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1949年10月1日後，歷任上海翻譯工作者協會主席、《翻譯》月刊主編、中國作協編審、《世界文學》副主編。1952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
翻譯作品[編輯]
追忆《民主》周刊编委董秋斯
2019 年是《民主》杂志创刊 30 周年，同时也是《民主》周刊编委董秋斯先生诞辰 120 周年和逝世 50 周年。
董秋斯（1899—1969 年），祖籍天津市静海县，原名绍明，字景天，笔名“秋斯”“求思”“求是”“求实”等。民进第二届理事会候补理事，第三届中央理事会理事、宣传部部长，第四、五届中央委员会委员。曾任上海翻译工作者协会会长，后调入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翻译局，牵头创办《翻译通报》并任主编，相继任人民出版社翻译室主任、编审，《译文》（1959 年更名为《世界文学》）编委、副主任等职。
董秋斯是著名翻译家，在译学界有深远影响。他从事翻译工作近 50 年，翻译了数百万字的作品，包括《大卫·科波菲尔》《战争与和平》《士 敏土》《杰克·伦敦传》《红马驹》等，很多译本已经成为经典，被长期再版， 并被很多外语类专业院校作为必读书目。董秋斯在成为翻译家之前，曾是一位进步办刊人，他受鲁迅先生影响走上翻译道路，有关他的很多人与事，至今仍熠熠生辉。
进步办刊人
董秋斯的办刊经历始于学生时代，与他的革命工作紧密相连，或者说办刊工作是他参与进步运动和革命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董秋斯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时，参加了五四运动。1921—1926 年，他考入燕京大学，先于文理科半工半读， 后就读于哲学系。五卅运动爆发，董秋斯迅即投入这一运动。他担任燕京大学学生会主席，和同学刘谦初、张采真等合编《燕大周刊》，并与熊佛西等发起并成立燕大文学会。《燕大周刊》创始人、第一任总编辑为熊佛西，创立时宗旨是“以科学的精神讨论学术”，后来越来越偏重文艺。这种倾向的转变，取决于办刊人和作者群体的倾向。董秋斯担任其总编辑期间，发表过不少宣传文学革命的文章。最后一任总编辑姜公伟曾这样描述 ：“后来董绍明君当编辑，依然偏重文艺……”《燕大周刊》创刊于 1923 年，终刊于 1927 年，正好与新文学产生的后半程（1923—1927 年）同相始终，集结了周作人、俞平伯、冰心、许地山等燕大师生系列作品，以其各具先锋性和探索性的思想和艺术成就汇入新文学主流［王翠艳 :《〈燕大周刊〉与五四新文学的互动》, 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15（9）］。
1926 年，董秋斯参加三·一八爱国运动，加入燕大的学生队伍去段祺瑞的执政府请愿，遭遇反动军阀蓄意屠杀，幸免于难。同年，他大学毕业，应聘到当时的全国革命策源地广州任教，得以接触一些马列主义书刊。12 月初，他和刘谦初、孟用潜以及妻子蔡咏裳奔赴武汉，加入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政治部从事宣传工作 , 主编
《血路》月刊，继续传播反帝反封建的先进思想。
大革命失败后，出于从参与历次运动中吸取的教训和对中国命运的思考，董秋斯开始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以极大的热忱阅读当时能够找到的苏联文学作品，从中汲取继续革命的力量，并走上革命道路。董秋斯到上海，他的老同学和挚友张采真在上海中共中央秘书处工作，引荐董秋斯接编中共的外围刊物《世界月刊》， 以便公开宣传党的政策。1930 年，董秋斯参加当时有鲁迅担任领导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并主编了《国际》月刊。在《世界月刊》上，最先刊登了《田中奏折》，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野心，董秋斯因此结识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据董秋斯的女 儿董仲民回忆，1931 年，经过史沫特莱的介绍，董秋斯和蔡咏裳参加了第三国际东方局（亦为苏联红军总参情报部东方局） 的工作［董仲民 ：《忆我的父亲、革命文学翻译家董秋斯》，载《纵横》，2007（1）］。
董仲民《忆我的父亲、革命文学翻译家董秋斯》一文记载，董秋斯后因身体原因， 经组织同意正式退出东方局，到上海参与地下党的工作。1979 年4 月13 日《光明日报》发表的悼词中记载，董秋斯先生 1941 年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地下工作，194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5 年，10 月 13 日，《民主》周刊创办，郑振铎任主编，董秋斯是编委之一。他是一位勤奋且负责任的编委，几乎在每期《民主》周刊上发表文章或译作。这些文章和译作，大多言语犀利，针砭时弊， 具有很强的进步性。如他在《民主》周刊创刊号上，发表译作埃德加·斯诺的《纳粹罪犯访问记》，并在译者记中写道“只想提醒大家一件事 ：德国与日本不但同属法西斯国家 ；日本在过去加意模仿德国”。他在民主》周刊第六期上发表《论新闻自由运动》一文，勇敢揭露国民党当局在上海实行假新闻自由的事实，指出“战争已经停止了快三个月，我们上海人还没有资格享受这一项自由（指思想自由及言论自由）”和国民党当局不准《新华日报》在上海发行的行径。
针对美国政府怂恿蒋介石内战的对华政策，1945 年 12 月中旬， 马叙伦、王绍鏊利用马歇尔来沪之机，联络包括董秋斯在内的郑振铎、林汉达、徐伯昕、周建人、许广平、严景耀以及文化界其他爱国知名人士共 61 人联名发表了《给美国人民的公开信》。1946 年 1 月 2 日，中国民主促进会召开第二次会员大会，董秋斯出席，会议选票上 44 个会员名字中有董秋斯。
革命文学翻译家董秋斯在鲁迅先生的影响下，走上翻译道路，他曾撰写《鲁迅先生对我的影响》（《民主》周刊第二期）一文，记述了这段经历 ：当时冯雪峰动员一群年轻人，时常去鲁迅先生处“唠叨”，希望鲁迅写用文艺的形式表现当时的社会运动的作品，董秋斯也被动员去对鲁迅说“只要先生肯写， 我们有一般朋友，可以替先生搜集材料”，鲁迅回答说，写文艺作品不同写论文，专靠别人供给的材料是不行的。关于劳动阶级的生活，他只知道几十年前浙江绍兴乡间的农民。离开故乡以后，一直在教育界做事，所接触的限于学校里的同事和学生。别的方面知道得很少，不知道所以不能写。鲁迅对创作严肃认真的态度，给董秋斯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他借用陶渊明的诗句“本既不丰，又忧病继之”来形容他当时的情况，经过慎重考虑，投身翻译，而且正如他自己立志所做的那样“一直翻译到拿不动笔的时候”。
《士敏土》是董秋斯翻译的第一本长篇小说（与蔡咏裳合作）。这是一部反映苏联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长篇小说，被高尔基称为“第一次坚定地采取了和辉煌地照出了当代最有意义的主题——劳动”，被鲁迅称为“新俄文学的永久的碑碣”。《士敏土》一经译出，便显示了影响力，鲁迅先生亲自作《代序》，并撰写《图序》。1931 年 11 月，时任山东地下党委书记的刘谦初在就义前几个月读了《士敏土》后，从狱中写信给董秋斯说 :“我们简直忘记了一切，眼前但愿有一所庄严灿烂的士敏土厂！”（见《中共党史人物传》，第二十一卷《刘谦初》，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
1934 年，董秋斯因病进入北平协和医院诊治，后回到上海，此后 11 年，他把养病和地下工作之余的大部分时间都用于翻译外国文学，其中费时最多的是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从 1938 年开译，董秋斯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翻译了部分有关马克思的作品，如列宁的《卡尔·马克思》、拉法格的《忆马克思》、李卜克内西的《星期日在荒原上的邀请》和《马克思与孩子》等，这些文章收入读书出版社的《卡尔·马克思——人、思想家、革命者》一书，于 1939 年出版。此外还有奥兹本的《精神分析学与辩证唯物论》（再版时恢复原名《弗洛伊德与马克思》）。
1947 年，董秋斯翻译的《大卫·科波菲尔》由上海骆驼书店初版，该书为英国作家查尔斯·狄更斯的自传体小说，反映了 19 世纪上半期英国的社会现实，作品塑造了不同阶层的典型人物形象，揭露了社会的黑暗和腐朽，反映了对劳苦大众的深切同情，董秋斯翻译此作品，在当时具有革命和进步意义。1949 年出版上半部，1958 年出齐。茅盾对董秋斯的译本给予很高评价，他说同原先的旧译本相比，“还是董秋斯从英文转译的本子好些。他采用的是茅德的本子。茅德是托尔斯泰的挚友，茅德的译文经托尔斯泰本人审定，认为是好的”（见《茅盾译文选集·序》，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1）。
董秋斯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翻译了部分有关马克思的作品，如列宁的《卡尔·马克思》、拉法格的《忆马克思》、李卜克内西的《星期日在荒原上的邀请》和《马克思与孩子》等，这些文章收入读书出版社的《卡尔·马克思——人、思想家、革命者》一书，于 1939 年出版。此外还有奥兹本的《精神分析学与辩证唯物论》（再版时恢复原名《弗洛伊德与马克思》）。1947 年，董秋斯翻译的《大卫·科波菲尔》由上海骆驼书店初版，该书为英国作家查尔斯·狄更斯的自传体小说，反映了 19 世纪上半期英国的社会现实，作品塑造了不同阶层的典型人物形象，揭露了社会的黑暗和腐朽，反映了对劳苦大众的深切同情，董秋斯翻译此作品，在当时具有革命和进步意义。
译论先驱者
董秋斯丰富的办刊经验与长期的翻译实践，为他在新中国成立后研究翻译理论、办翻译类刊物奠定了坚实基础。
1949 年，董秋斯主编《翻译》月刊， 专门介绍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学成就，宣传中国共产党在文化方面的方针政策。
1950 年，董秋斯参与创办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个翻译协会——上海翻译工作者协会。欧阳文彬在《上海解放前后我参加的出版活动》［《出版史料》， 2009（3）］一文中记述 ：“上海刚解放时，我还在开明书店工作。不久，在党员的身份公开后，我编入市中区委领导的党支部，与翻译家董秋斯一起过组织生活。他与我谈一些翻译出版方面的想法。他翻译的《士敏土》曾得到鲁迅先生的关注和鼓励，是著名的翻译家。他向我谈起，解放前夕，地下党文委想改变上海翻译界各自为政、各行其事的现状，要将翻译工作者组织起来，有目标有计划地开展工作，并把这一任务布置给他。在董秋斯的奔走联络下，已经邀集到巴金、姜椿芳、冯雪峰、冯宾符、林淡秋、胡仲持、吕叔湘、罗稷南、草婴等四十多位翻译家作为发起人，开展上海翻译工作者协会的筹备工作，6 月 19 日，上海解放不到一个月，召开了第一次发起人会议。董秋斯被选为译协主席，我担任秘书长。”姚以恩在《新中国第一个翻译协会《文汇报》，2008 年8 月5 日第十版）中记录了任以奇的一段回忆 ：“大约在 1950年，上海成立了译协，会长是董秋斯同志， 领导人还有姜（椿芳）先生、冯宾符同志等。秘书长是欧阳文彬，副秘书长是任以奇。”
1950 年，董秋斯调至北京，主编《翻译通报》，负责联系全国翻译工作者、调查研究、交流翻译经验等。1953 年初，董秋斯出任中国作家协会创办的月刊《译文》（1959 年更名为《世界文学》）的副主编。1964 年，《世界文学》划归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董秋斯随之入社科院工作。
1951年，董秋斯最早在题为《翻译理论的建设》一文中提出在我国建立“翻译学”的主张。他担任《翻译通报》主编期间曾经掀起过翻译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高潮，并最早提出要建立一个完整的翻译体系，是提出“中国翻译学”这一说法的第一人［那艳武 ：《翻译家董秋斯研究》，天津财经大学，2010 年硕士学位论文。张静：《21 世纪 3 种中国本土翻译理论综述》， 载《英语广场》，2016（9）］。董秋斯是国内外明确提出建立翻译学的第一人，比霍姆斯（1972 年）早了 20 多年［汪庆华 ：《传承中国译论的再创作者——董秋斯翻译思想研究》，载《广西社会科学》，2011（3）］。翻译到底是科学还是艺术这一问题在东西方译界争论已久，20 世纪 50 年代起，西方学者如［英］约翰·卡特福德（John Catford ）、［德］沃尔弗拉姆·威尔斯 (Wolfram Wilss) 等开始将翻译与语言学结合起来，认为翻译是一门科学。在我国， 董秋斯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初率先从语言学的视角肯定了“翻译是一门科学”的命题［张经浩 :《翻译学：一个未圆且难圆的梦》，载《外语与外语教学》，1999（10）］。董秋斯站在时代和历史的高度，率先明确提出了建设我国翻译理论的主张，他在发表于 1951 年 4 期《翻译通报》的《论翻译理论的建设》一文中，提出了翻译理论建设的短期和长期计划，最终应该完成的两大任务 ：编写翻译史和建立翻译学，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提出这样的翻译理论建设构想是很有预见性的。
董秋斯对中国翻译学科的建立、翻译理论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他在《民主》杂志历史、民进会史，中国近现代期刊史上也持久散发着属于他自己的独特的光和热。
作者：赵文娟
「永远的爱豆」“为保护党的机密 姑姑一家投海牺牲”
2019-09-22 19:48
津云新闻记者 王曾
津云新闻记者 王曾
董治河夫妇就要从北京回来的消息，大哥董治海、嫂子刘玉霞第一时间告诉了家里的晚辈们，并叮嘱他们把老家的房子打扫干净。
董治河常年在北京工作，今年64岁的他虽然已经退休了，但还没有完全放下工作。进入9月，董治河把工作时间安排的很紧凑，就是为了在国庆期间回趟静海区蔡公庄镇刘祥庄村老家，一方面是看看一年多未见的大哥大嫂；另一方面是祭奠为革命牺牲的亲人。
二爷带三个姑姑投身革命
国庆将至，董治海兄弟要祭拜的先人，主要是投身革命的二爷和三个姑姑。
说起先辈，董治海打开了话匣子。董家的革命先辈中，董治海只见过二爷董秋斯（原名董绍明）和二姑董仲民（董秋斯之女）。大姑董清民和三姑董健民（均为董秋斯侄女）在董治海出生前就牺牲了。
大姑、三姑的事迹，董治海、董治河兄弟俩都是从二爷董秋斯和二姑董仲民口中得知的。
董家早年家境较殷实，董治海的爷爷董绍棠和二爷董秋斯在南开中学读书，后来董绍棠因患病回到老家，在一所学校任教，董秋斯从南开中学进入燕京大学哲学系。
1927年，董秋斯参加了北伐战争，主编《血路》月刊宣传北伐，后去上海，在沪期间，董秋斯与鲁迅成为好友并加入了“左联”，主编《世界月刊》、《国际》评论月刊，介绍马列主义，翻译了列宁的《卡尔·马克思》、拉法格的《忆马克思》等重要文章。
董秋斯将鲁迅、茅盾、巴金、丁玲等人的进步书刊寄回老家，使董家三姐妹深受启发。
1937年“七·七事变”让三姐妹萌生了投身革命救中国的志向。董秋斯设法通过天津地下党的关系，把董家三姐妹从家乡接了出来。三姐妹先从静海到天津，后乘英国怡和轮船公司的轮船，经过十几天的艰苦航行，到达了香港。
在香港，董秋斯当面向三姐妹传授革命真理，并介绍斯诺的《西行漫记》给她们看。
《西行漫记》中记载的延安，是三姐妹向往的地方。
西柏坡纪念馆中的董健民烈士事迹展图
大姑牺牲在奔赴延安的路上
董秋斯看出了三姐妹的心思，准备送她们去延安，告诉她们毛主席、朱总司令和她们知道的丁玲都在延安。不过，从香港去延安，长途跋涉，还要面对敌人的重重封锁，一路凶险未知，但三姐妹对延安的向往非常坚定。
董秋斯给三姐妹每人准备了一套工人服装、一床被子及简单的行李。三姐妹脱下旗袍，换上工装，在八路军驻港办事处办理了有关手续，随华侨司机归国服务团向延安进发。
当时，我党在华侨中募捐了大批医药用品和二十几辆卡车，还有宋庆龄送的一辆救护车，要运往延安。服务团有四十多人，大部分是司机，还有一些青年学生和医生。
服务团离香港经海防到达广西凭祥。从广西凭祥到贵阳的路上，身体本来就不好的董清民身体非常虚弱。在海上晕船，上汽车后又晕车，吃不下东西，喝水也要吐。
加上日本飞机轰炸，国民党特务的盘查，几经折腾，董清民身体更糟糕了。到后来心慌难忍，大小便失禁，有时神志不清。
尽管随车的领导对她十分关心 ，让她乘坐在救护车上，采取应急措施，但终因病情太重，还未赶到贵阳，董清民便停止了呼吸。
对大姐的病逝，董仲民、董健民二人极度悲痛。三姐妹从小在一起度过了童年，一起上小学，一起远涉重洋到香港，一起长途跋涉去延安，现在还未到目的地，大姐就去世了。姐妹俩抱头痛哭了好几场。
李克农担任主婚人
在贵阳短暂休息后，董仲民、董健民姐妹俩随车队继续北上，当年9月到达西安。随后，他们到安吴堡青训班学习。同年11月，董健民和训练班的其他青年一起爬山越岭，步行八百里到达延安。
到延安后，董健民入陕北公学学习。经过学习，她对党、对革命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更坚定了革命到底的决心。
董治河听二姑董仲民讲过，当时在陕北公学学习的内容有两个，一个是政治学习，包括共产主义理想的教育、革命人生观教育和气节教育、保密教育、对党忠诚老实的教育。
其中最突出的是保密教育，人人都要树立与党的机密共存亡的思想，不管是在什么情况下，宁可牺牲生命，也不能泄露机密。
二是进行专业训练，要学会密码的使用、电台报务、打枪、开车、照相、密写等，男同志还要加学骑马、游泳等，所有的人员都要学会在各种复杂环境中生活工作、应付敌人的突然搜查和如何在法庭上与敌人斗争等。
1941年初，董仲民和董健民姐妹俩一起调到中央社会部机要科任译电员。
那时在陕北公学对党员情况是保密的，姐妹之间为了遵守纪律也互不通气。直到姐妹俩调到一起工作时，才彼此知道两人都已入党了。
董治河说，当年从事机要工作的人员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政治上可靠；二是要有初中以上的文化水平；三是必须是共产党员。
1942年，董健民与同事钟琪（原名陈贯中）结婚，时任中社部副部长的李克农为夫妻俩担任主婚人。
婚后不久，两人的儿子出生了。但至今，董治海、董治河兄弟俩都不知道这位几岁就随父母一起牺牲的表哥叫什么名字。
董健民烈士
一家三口抱着密码本投海牺牲
1945年，抗战胜利后，党中央决定建立东北局。中央社会部根据钟琪、董健民同志政治思想表现和业务技术能力，以及一家三口利于工作掩护的情况，决定派他们前去大连秘密电台工作。
1946年冬，他们带着通报密码，抱着不满两岁的孩子，由地下交通员护送着从延安出发了。当路过山西离石县时，正好碰上了被组织派往太行山工作的姐姐董仲民。
董仲民记得，当时她抱过可爱的小外甥亲了亲,还取出一只金戒指，送给了妹妹董健民。姐妹俩回忆起和大姐董清民一起读书、参加革命的日子，无不伤心落泪，但姐妹俩对未来的道路充满了希望。
可是董仲民万万没有想到这次见面却成了姐妹俩的永别。
董健民一家在交通员的护送下到山东后，又由华东社会部派交通员护送他们从烟台坐商船渡黄海，经朝鲜再转到大连。同船的人中，除了有护送的交通员，还有六、七位一起从延安出发的同志。
正当他们乘坐的商船驶进渤海海域的时候，意外发生了。一艘国民党军舰向他们袭来，炮弹向这艘毫无自卫能力的商船打来。一弹炸开，船中数人遇难。
敌舰逐步接近商船，敌人要登船抓捕共产党人。对这一突然的袭击，船上的共产党员们很快稳住了情绪，并且冷静地分析了面临的险恶处境。不知是谁高喊了一声：“宁死不当俘虏！同志们跳海！”
面对突如其来的一切，钟琪和董健民两人不约而同地迅速地作出了选择：他们把所携带的密件，紧贴在胸前，把被弹片击中的孩子紧搂在怀中，一家三口紧紧地抱在一起毅然跳进大海。那时，董健民只有23岁。
在跳海的人们中，有人把空木箱捆在身上。后来他漂到一块礁石边，冻饿交加，幸好被一艘路过的船只救了上来，并将他送到哈尔滨。
从延安经陆路到达哈尔滨的我党同志，在一个招待所里偶然碰到了这位侥幸脱险的同志，亲耳听到他叙述了商船遇险和钟琪、董仲民一家三口壮烈跳海的英雄事迹。
1981年由中央调查部申报，民政部批复，决定追认董健民、钟琪同志为革命烈士并将二位同志编入《革命烈士英名录》。
2005年6月，国家安全部将二位烈士的遗像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以永世纪念他（她）们为革命做出的贡献。
西柏坡纪念馆中关于钟琪、董健民的介绍
先烈事迹激励后人
董治海家里，关于三姑董健民的资料非常少。仅有一张董家三姐妹和董秋斯的合影、一张钟琪、董健民三口之家合影，还有一张董健民的单人照。仅有的这些资料还是从西柏坡革命纪念馆展厅内翻拍的。
对于三姑父钟琪，董治海只知道他的籍贯，如今钟琪是否有直系后人就不得而知了。董治海说，希望找到钟琪的后辈亲人人，延续两家的亲情血脉。
二爷董秋斯和三位姑姑的事迹，在老家广为流传,后辈多人受到先辈事迹的激励，通过努力学习报效国家。近十几年，村里每年都有孩子考入重点大学，刘祥庄成了远近闻名的“秀才村”。
因为至今没有找到董健民的遗体，老家的祖坟内只是按照当地习俗用遗物给董健民立塚。董治海觉得，这同样代表着从董家走出去的孩子叶落归根。
2019年,董家三姐妹誓死追求、捍卫的新中国成立70年了。董家兄弟们经常会想，如果姑姑们知道现在的盛世中国，在九泉之下也一定会感到欣慰。
（部分图片由董治河提供）返回搜狐，查看更多声明：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搜狐号系信息发布平台，搜狐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
董秋斯
董秋斯(1899—1969),原名董绍明,笔名董秋斯、求实、求思、凌空,清光绪二十五年六月十四日生,中国著名翻译家。下隶静海（今属天津）人。1926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哲学系。同年底参加北伐战争，主编《血路》月肼。1930年参加左联和社联的发起工作，并主编《国际》月刊。1945年参与组织中国民主促进会，并任《民主》周刊编委。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后，历任上海翻译工作者协会主席、《翻译》月刊主编、中国作协编审、《世界文学》副主编。1945年开始发表作品。195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人物简介
1916年(民国五年)入天津南开中学。接受新思想后,积极参加“五四”运动和其他爱国斗争。
1922年,进北平燕京大学。
1926年毕业到广州协和大学任教。同年参加北伐,在十一军政治部做宣传工作,主编《血路》月刊。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到上海编辑中国共产党外文刊物《世界月刊》。
1929年结识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并陪她会见鲁迅先生。是年10月,为揭露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在《世界月刊》上首次将《田中奏议》(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呈给天皇的秘密奏议)公布于世。这一灭亡中国、独霸亚洲、征服世界的狂妄计划被披露后,在海内外引起极大震动。
1930年,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及社会科学家联盟发起的筹备工作,并在左联主编《国际》月刊。此间翻译了革拉特珂夫的长篇小说《士敏土》,鲁迅亲为此书作序,并将自己珍藏的德国革命画家梅斐尔德的10幅版画复印,作为书中插图。
1931年,经史沫特莱介绍,到第三世界东方局工作,与该局负责人佐尔格建立密切关系。
抗日战争期间,主要从事翻译工作。解放战争时期,曾参加编辑反蒋反内战的《民主》周刊,参与组织中国民主促进会。
1946年,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
新中国建立后,被选为上海翻译工作者协会主席,主编《翻译》月刊。
1950年,调北京出版总署编辑局工作,担任《译文》月刊副主编、《翻译通报》主编。
1964年,到哲学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历任全国文协理事,民进中央理事、宣传部长,上海中苏友协理事等职。
1969年12月31日于京逝世。
生前译著
译有「英」狄更斯《大卫u2022科波菲尔》、奥兹本《高原牛的家》，「俄」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苏」革拉特珂夫《士敏土》，《杰克伦敦传》、《红马驹》、《跪在上升的太阳下》、《卡尔u2022马克思》、《佳作》、《马背上的水手》、《烟草路》等。
中苏关系史（中俄关系）国际中文学院中俄关系史学习会 